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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迅怎么就成了日本的國民作家?

2020-05-23 00:24:00   編輯: BJ-L057  來源: 北京青年報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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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標題:魯迅怎么就成了日本的國民作家?

提到魯迅,必然會提到革命文學。在魯迅看來,革命與文學是一回事。在《革命文學》中,他曾寫道:“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‘革命人’,倘是的,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,用的是什么材料,即都是‘革命文學’。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,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。‘賦得革命,五言八韻’,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。”

換言之,與其精雕細琢去搞“完美藝術”,不如先造匕首與投槍,雖粗糙,但實用。這也為批評者提供了借口。

日本人竟把魯迅當成“國民作家”

魯迅生前論敵梁實秋晚年便撰文稱:“魯迅的作品,我已說過,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。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,也還是有問題的。”似乎是在印證這句話,“當代人是否還應讀魯迅”等話題屢屢浮現。

然而,所有這些討論都建立在“中國人看魯迅”的基礎上,卻忽略了魯迅在東亞地區擁有廣泛影響。在日本、韓國、朝鮮、新加坡等國,魯迅的作品至今仍在激勵著讀者們。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母親曾對他說:“我還是希望你能成為像魯迅老師那樣的小說家,能寫出像《故鄉》的結尾那樣美麗的文章來。你這算是怎么回事?怎么連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沒有?”而大江健三郎的感受是:“我一生都在思考魯迅。”

那么,大江健三郎們為什么如此喜歡讀魯迅,他們究竟在讀什么?翻開這本薄薄的《魯迅的都市漫游:東亞視域下的魯迅言說》(藤井省三著,新星出版社),才恍然大悟。

首先,作者稱《故鄉》是“珠玉般精美的小說”,由此想到,大江健三郎的母親也特別推重此篇,但有多少中國讀者會特別注意到它?

其次,作者對《彷徨》的重視高于《吶喊》,詳細介紹了其中的每篇小說,而中國讀者正相反,對《孔乙己》《藥》《一件小事》《社戲》等耳熟能詳,至于《彷徨》,可能只對《祥林嫂》較熟悉。

其三,將魯迅視同日本的“國民作家”。

魯迅的掙扎在東亞世界有啟迪價值

顯然,作者是站在整個東亞視角來理解魯迅:在近代化過程中,東亞各國道路雖殊,但遭遇的困境相同——傳統已風雨飄搖,放棄它,就意味著放棄立身根本與心靈家園;堅守它,又意味著集體悲劇的延續。不論怎么選擇,作為個體,都將陷入自失的困境,這成為難以彌合的暗傷。

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“希望本無所謂有,也無所謂無,這就像地上的路,其實地上本沒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才有了解決方案的意義——沒有目標,只有帶著希望去尋找。這希望并不完全是政治意義上的,更多是人生意義上的。

魯迅不相信人間天堂,在《影的告別》中,他寫道: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,我不愿去;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,我不愿去。

魯迅的幽暗意識如此犀利,契合了從“熟人社會”被拋到“生人社會”的東亞各國民眾的心態。一部分人因對人性極度失望,選擇同流合污;另一部分人則匆匆找一個巨大的概念投靠,主動消除自我。價值崩潰的氛圍中,諷刺成了唯一的藝術,魯迅卻始終站在那里,不肯后退,即使偶爾尖刻,也絕不走向油滑。

在半個多世紀的跋涉中,魯迅成為無邊無際的精神荒漠里的一個人格模板,他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擔當:一生在思考,一生在懷疑,一生在求索,一生在自我批判……正是這種自苦,為人生賦予意義。魯迅是把各種價值都扛在肩上的人,不斷受傷,不斷迷茫,不斷絕望,他卻把這些統統變成了財富。

《彷徨》比《吶喊》的思考更深入

毫無疑問,革命性是魯迅創作的顯著特點,但在革命性之外,魯迅還有更豐富的側面,他試圖掙脫現代世界強加給他的精神困境,因而對同樣在掙扎的東亞各國人民,有了啟迪價值。

比如《故鄉》,拋開階級因素,它也是城市化步伐加快、鄉村迅速凋敝的結果,再也找不到自由且英姿勃發的閏土,一切都蛻變成“豆腐西施”式的辛苦恣睢。離開故鄉時,曾以為它會一直都在,突然有一天,卻發現它已變成陌路。

再如《彷徨》,它直面了后革命時代的困境,一切并未改變,曾經的新人被自身的缺陷所絆倒。《肥皂》中的四銘,從關心國事的熱血青年退化成新遺老,因找不到生命中的新興奮點,開始用肥皂意淫女乞丐,并披上“孝道”的包裝。而《傷逝》中的涓生,在使子君啟蒙后,出于自私的想法,又故意將她引導到賢妻良母的角色中,讓一個曾煥發活力的女青年變成整天飼油雞、洗衣服的少婦,心靈又漸漸死去。

與《吶喊》相比,《彷徨》中的作品思考更深入,魯迅意識到,當革命與亢奮被混為一談時,人們將不得不去面對落潮后的空虛,因為革命無法將人自動變成新人,不論是四銘,還是涓生,他們均未深刻地批判自己,雖然身體已進入了新時代,腦袋卻留在了過去。

強烈的主體性是魯迅創作的活靈魂

不論是《吶喊》還是《彷徨》,它們的共同點是:將讀者們逼入死角,從而領悟到“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一過”。

這種強烈的主體性,是魯迅創作的活靈魂。魯迅不斷提醒讀者:生而為人,理應享受相匹配的人生,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腦思考,發出自己的聲音,而不是盲目地擠入某個群體中,以為合起來的那個才是我。

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,魯迅與胡適雙峰并立,但二人觀念各異、主張不同,魯迅在文章中曾多次斥責、嘲諷胡適,胡適晚年卻說:“魯迅是我們的人。”究其原因,二人都堅持主體性,魯迅對主體性的弘揚與贊美,高于他的其他見解。而這,正是本書作者將魯迅視為日本的“國民作家”的一個重要原因——在日本,太多讀者因魯迅而意識到自我,從此走上自我反思、自我覺醒的精神苦旅,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民。

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韓國、新加坡等國家中,魯迅是一個方便法門,他的憤怒、失望與憂傷,與現代東亞人的感受特別接近。正是沿著魯迅這架梯子,太多人讀懂了現代世界的豐富、多元與緊張。

在細節上,《魯迅的都市漫游:東亞視域下的魯迅言說》有一些缺憾,比如稱高長虹因嫉妒對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合大肆嘲諷,這大概是誤會了高的組詩《給——》,那不是寫給許廣平的,而是寫給石評梅的。高、石是山西老鄉,高長虹暗戀石評梅,高長虹的“狂飆派”與韋素園等人的“霍邱幫”都在魯迅周圍,雙方有摩擦。恰好高長虹在媒體上公開批評魯迅,魯迅深感詫異,“霍邱幫”中人便說,高長虹在暗戀許廣平,遷怒于魯迅,魯迅信以為真。類似的常識錯誤,書中還有一些。

然而,瑕不掩瑜,作者獨具慧眼,常有見人所未見處。比如,他發現魯迅一生多滯留在大城市,如北平、東京、廣州、上海等。在仙臺、廈門等當時的小城市,魯迅駐留時間都不長,魯迅在仙臺上醫學院時,三個長假都回了東京。作為都市漫游者的魯迅,常被人們所忽略。

一方面,大都市的印刷品市場較成熟,為作家提供了生存空間;另一方面,魯迅享受都市生活,在上海的10年間,他看了一百多場電影,雖然對蘇聯電影評價較高,但看好萊塢的片子數量要多出10倍,尤其喜歡看《人猿泰山》。

豐富的都市生活體驗,使魯迅能與東亞其他地區人們的感受相契合。

作者還發現,魯迅在撰文評價別人的作品時,有時沒看原著,僅通過他人轉述,便在“思想性”上提出意見。其實,曾被魯迅大加贊賞的蕭紅的《生死場》,可能魯迅也沒讀完,只是轉述了胡風的意見。

魯迅是革命文學家,但更是人生者;既金剛怒目,又情感豐富;既思想深邃,又頑皮活潑;既嚴肅認真,又有時懈怠。

只從革命文學的角度看魯迅,就不免遇到這樣的解釋困境:在革命完成階段性的目標后,為什么還要再讀魯迅呢?

而從東亞的視角看魯迅,就會明白,魯迅與現代人格的養成還有這么多的交集,與后現代還有這么多糾纏,他的作品永遠值得一讀,他還將陪著讀者們,走上很遠的一段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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